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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告诉记者,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

9月11日,“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同时发布曹文轩在该社出版的全系列作品朗读版。

累计销售1亿册的中国科普经典巨著《十万个为什么》今年首次被搬上舞台,分别于7月、8月在上海和北京开演。《十万个为什么》重要作者之一叶永烈给该舞台剧打“90分”。该剧也受到众多小读者追捧,被列入北京市优秀少儿题材展演剧目,计划在全国巡演160场。

荣获卡内基奖的《沃特希普高地》的作者亚当斯,在回答别人的提问——写给谁看的时候,大为反感,他气急地说:“适合8到80岁的人看。”儿童文学具有自己鲜明的规则和法度,然而,却不仅仅只是适合儿童享用。儿童剧《山上有片粉色的云》是剧作家欧阳逸冰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讲述的儿童故事,然而触及的却是所有成人都应该沉思和反省的社会问题。

活动伊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致辞中说,曹文轩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样的结合,在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值得深入探讨。对此,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认为,社会上推崇的儿童文学多是一些温馨、明快、快乐的,甚至是搞笑的作品,近乎形成了一个出版的模板和公式;但另一类深刻的、直抵儿童心灵的,让读者感到震撼的成长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却很少受到鼓励和推崇。他认为,不应在创作中回避这类题材和内容。“看曹文轩的作品,会感到他在书写苦难时,既有苦难,也蕴含文学的审美、担当与悲悯,歌颂了人性的可贵与美好,孩子在看到苦难的同时,也能唤起他们走出苦难面对未来的勇气。”《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则认为,曹文轩在小说中对苦难与美德的探索与坚持,对故事中小主人公心灵历程的描绘,重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真善美,也重塑着人们的心灵坐标,这是他的价值担当,也是他的美学贡献。 

少年儿童出版社今年以来围绕图书的一系列IP运作,可谓动作频频。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做出版,要跳出出版的局限。版权是给到传统出版的最后一棒。”

如今,生活在城市的父母,更愿意相信“竞争才是王道”的生活哲学,在纷至沓来的关于人生起跑线的忧虑中,牵着孩子弱小的身板,身心俱疲地奔走于大街小巷的培训机构之间。这样的孩子我们仍然可以称为是幸福的。毕竟,他们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父母的朝夕陪伴。而对于2000多万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这些都近乎奢侈。他们因为生活在偏远的山区,成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者,因为匮乏又落入更加难以预测的自然险情和人性陷阱之中。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剧中,那一树粉花、一片粉云的确是一个幻彩的安慰。因为彝族少年阿鲁像是找到了自己走失了10年的索玛姐姐,他可以在“老赵”的帮助下,实现上学的梦想了。可是,其他孩子呢?孪生四姐妹呢?他们一样在九连洞大喊远方的爸爸、妈妈呀。

九连洞是一个充满寓言性的精神场所。山洞本是黑暗的府地、神秘的场所、悚惧的深处。然而,这里的山洞,天光云影、流水曲径,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桃源世界”。这是一个从生活世界逃离了的儿童自娱自乐的自足天地。这个小天地的友爱和欢乐,映照着外部世界的冷漠和孤独,这个小天地的疏放和自由,反拨着外部世界的粗暴和禁锢。这是一个被成人世界掩蔽了的所在,体现出一个儿童群体的集体失落和叛逆。

出版只是传承传播文化的手段之一

阿鲁是这个天地的灵魂人物。父亲死亡,母亲出走,姐姐走失,接二连三的人生“暴雨”,如何让一个仍然懵懂的孩子独自承受?绝望之后的再次绝望,再次绝望之后的彻底绝望,如何让一个幼弱的本来需要加倍呵护、恰恰却遭到了成倍摧残的心灵来承受?我们的阿鲁如何煎熬地过每一天?我们只知道,阿鲁明显地早熟成一个小大人了。他具有明显的组织小伙伴的能力,以英雄般的形象树立了高度威信,更重要的是他还挑战命运,准备走上打工自救的道路。

冯杰告诉记者,他经历了出版业最辉煌的年代,1985年到2000年年初,他在故事会杂志社工作,有段时间读者是需要凭票购买杂志的;《故事会》最高发行量达到760万册,一本杂志年利润可达到4000万元以上。

爷爷和索玛姐姐是阿鲁最核心的精神支柱。“富人有壮牛,穷人有壮志”、“蝌蚪再穷,也不会一辈子泡在水里头”、“重复的话不中听,重煮的汤不新鲜”,爷爷的话,给了阿鲁做人的志气和正气。姐姐索玛反复讲述大英雄输友搭透的故事,在阿鲁幼小的心里,播种下英雄主义的情结。不仅如此,作者为了增强阿鲁及其小伙伴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成长环境的独特性,在孩子们的嬉戏中,融入了大量的民谣和对歌元素,构筑了充沛的文化气息。十一二岁的阿鲁,丧失了所有的直系亲人,他只能凭借这些散在的精神元素来进行自我给养。应该说阿鲁源自天然的自我教育的能力是强健的,他的确是一个阳光、善良、勇敢又带着英雄豪气的孩子王。

“那时,我们习惯以出版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无可厚非,但是,现在出版只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手段之一了。”冯杰强调必须看清这点,只有当把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看做是一个大命题,从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角度去思考出版时,视野才能得到开拓。

相关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具有的心理特点主要有:不爱参与集体活动,性情冷漠,喜欢孤独和寂寞;情绪波动较大,自控能力薄弱;内心存在严重的自卑、不自信,且易拘束;圆滑世故,成人化特点明显;心情易抑郁,较易生气、焦躁、紧张不安;任性、讲不通道理。这千千万万个孤独的、紧张的、自卑的、焦躁的阿鲁,他们有那样教育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的爷爷和鼓励他们浩浩荡荡做英雄的姐姐吗?剧中,阿鲁的内心也是焦虑和动荡的。他鲁莽地跟马尾男接上了头,盲目相信了马尾男的许诺,准备到四川做“格斗孤儿”。马尾男更像是一个以团伙方式拐卖儿童的江湖骗子,是留守儿童普遍要面对的社会阴暗面的代表。由于留守儿童体格上的弱小和思想上的单纯,一些社会邪恶力量,往往将魔爪伸向这一群体,他们或人口拐卖、或犯罪教唆、或人性摧残,在吞噬着本来已经处于不幸和苦难的儿童,他们是法律应该严厉惩治的对象。

正是基于此,冯杰认为,绝不能把《十万个为什么》的品牌价值局限在一套书上,《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一个最好的少儿科普产业链。今年以来,少儿社制定了一个围绕《十万个为什么》的IP战略,在舞台剧、音频、APP、动画动漫、科学主题场馆等方面做不同的探索。目标是构建一个基于IP价值的共生圈。

阿鲁是幸运的。在小伙伴的帮助下,他及时发现了马尾男的恶人本性,避免了人生的一次厄运。不仅如此,长得像索玛姐姐一样的眼熟的赵绾儿,走进他的内心,成为他心目中的姐姐的回归,并迅速为他敲开了读书学习的人生大门。赵绾儿的身上充盈着城市文明的光环,富裕、乐观、开朗、自信,也充满中学生的善良和好奇。阿鲁和赵绾儿、老赵的友善交往和亲情弥合,寄托了作家以城市文明的慈善和包容,救治乡村苦难、抚恤乡村伤痕的希望。这种救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根本有效的解决之道。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框架内,在城市化进程仍然猛烈推进,大量农村人口仍然如候鸟式栖息的状况下,这种解决办法也将是旷日持久的同时间和痛苦的赛跑。

冯杰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来阐释自己对版权合作的理解。“我们不会自己去做产品开发,而是跟出版社之外的社会资源进行深入融合与合作。”在冯杰看来,发展的空间打开以后,对合作方和自身都是有好处的。因为,版权的每一次授权,都是对版权价值的一次加强。

但是,作为儿童剧的《山上有片粉色的云》不可能只是安慰。一个充满道义担当和人性关怀的作家,深入生活底层,对社会时代的洞悉和探究,成就了这样一个特殊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在舞台上,阿鲁和四姐妹一起代表2000多万儿童发出了惊天动地般的对父亲、母亲的嘶喊,这是震魂慑魄的时代之音。

诗人威廉·布莱克在《天真之歌》中写道:“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欢笑的孩子。因为孩子笑时,整个世界也就充满喜悦和欢笑,大自然母亲就生机盎然,就欣欣向荣。”《山上有片粉色的云》是会让伤痕累累的留守儿童们眉开眼笑的作品,也是会让所有为人父母者潸然泪下的作品。

打破以生产环节设置部门的惯例

今年3月,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郭姜燕签下其“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布罗镇的邮递员》全版权的代理权。该书影视作品改编有望于近日落地。冯杰告诉记者,这带给作者的收益大致等于卖掉25万本图书。

“我们醒悟得太晚了。”对于错失的机会,冯杰不无惋惜地说。冯杰认为,传统出版社过去对IP运营重视不够,当前出版领域的转型升级,IP战略不可忽视,版权是给到传统出版的最后一棒。

为接好这最后一棒,少儿社今年从组织架构上就做好了准备。出版社撤销了原来的国际部,重新建立版权经营管理部,承担3个职责:版权经营管理、商标经营管理和法务。内容部门也打破了以往以生产环节来设置部门的惯例,成立了以品牌为核心的事业部。比如,以《十万个为什么》为基础,成立了少儿科普读物出版事业部。“条件一旦成熟就会整体剥离出去,借助社会资源,组建一个多元化经营公司,出版由少儿社托底,出版形成的版权可以交由经营公司市场化运作。”冯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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