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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负责此类图书的赖铭洪透露,研学游学作为对行程文化内容有较高要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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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的火爆和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出版机构对相关活动的探索,同时也带起了研学类图书的出版热潮。各类研学手册、研学安全手册涌入图书市场。例如,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研学旅行手册》、四川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小学生境外研学旅行手册-研学世界文明
对话中外课堂》、地质出版社出版的《神农架国家公园研学手册》等。此外,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的《云台山研学旅行》一书获得了自然资源部评选的“2018年优秀科普图书”称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指导用书《研学旅行理论与实践: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安全手册》也于近期上市。

过去的“夏令营”——如今的研学游学,一年比一年火爆,无论是文化、科学之旅还是单纯地放松身心、亲近自然,每个路线都被设计得越发精致。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游学”被冠以“学习”的内容增加附加值,其身价普遍也高于普通旅行团。

希腊时间8月30日上午9点,第36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的《青秀山风景区研学旅行手册》也预计于9月出版。该社负责此类图书的赖铭洪透露,近期,不少出版社正在或即将策划出版研学相关选题,广西科技社后续还将集合广西本地的研学旅游资源继续开发研学系列选题。此后,随着研学旅行在学校教学计划中的推行及推广,研学教材的出版势必会掀起下一轮的热潮,而不少出版机构也将优秀研学成果可能集结出版或随书出版作为研学产品的吸引点。但是此类图书的市场号召力仍有待考察。

研学游学作为对行程文化内容有较高要求的活动,对出版业尤其是童书出版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优质的内容是童书出版商最大的优势和资源。2015年,天天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最高奖《将军胡同》,书中主要讲述抗战时期的老北京故事,那时正值假期,由编辑和策划部门共同招募组织了北京胡同一日游,由作者亲自带队,以书为依托,讲述胡同故事,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IBBY中国分会前主席海飞、IBBY现任副主席张明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行19人参加了本次盛会。代表团由画家、作家、翻译家、出版人、阅读推广人等组成,著名插画家熊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薛涛、朱丽秋、著名翻译家马爱农、著名阅读推广人丁筱青、小雨、薛静、著名出版人姚巍等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发言。

今年天天出版社纪实绘本《带你看故宫》,其内容就是带领读者从午门一直浏览到景山,走一条既能看遍景点,又不与游人扎堆的路线,本身就自带“游学”属性,于是编辑与作者又一次亲自带队,按照书中指示,组织故宫亲子一日游。不同于先前的胡同游,为了扩大影响力,在游览过程中还进行了直播,让身在外地的读者也能通过镜头一起参观游览。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教育专家、资深公益人士童喜喜以《童书孕育未来》为题发言,讲述以童书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全文如下。

对于天天社来说,“游学”活动尚不能作为直接的收入板块,这两次活动分别是免费和以书换门票的形式进行的,活动地也设在出版社所在城市,不涉及住宿及交通问题,要求家长全程陪同,活动内容没有危险性。可以说,这两次“游学”试水,仅仅是图书宣传活动的一次拓展。

 

不真的投身“游学”,是因为“隔行如隔山”,深入去了解后才能发现诸多问题,首先交通、住宿的预订就会比普通旅行机构高出许多,其次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安全问题,出版机构并非专业的旅行社,没有专业的人员带队,容易出意外。也曾有作家坦言,以前跟随某出版社做野外露营,四个孩子一个帐篷,然而整晚却没有成年人在外轮岗巡逻,所幸当时没发生任何事故,但是经过此事,作家再也不愿与非专业的组织合作类似活动。

童书孕育未来

各行各业应当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可以跨行合作,但不轻易越俎代庖。出版社如想搭上“游学”的顺风车,可以寻找相关具备专业资质的旅行社合作,提供文化内容上的指导、设计,也就是“学”的部分,让我们的小读者多一个途径来亲近阅读,多一个方式来消化书中知识,而“游”的部分则应全权交给旅行社。否则只会让兼职导游的编辑筋疲力尽,却又事倍功半。

童喜喜

一个人,叫“我”。人类,叫“我们”。

但是,这只是从成人视角来看。从儿童视角来看,并非如此。

在成人眼中,“我”拥有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有太多成人为了“我”拥有得更多,而努力奋斗着。

在儿童眼中,“我”和“我们”是很难区分的。年龄越小的儿童,不仅“我”和“我们”很难区分,甚至“我”和世界都很难区分。在一个婴儿看来,自己和世界简直浑然一体。

所以,把成人和儿童相比较,成人意味着“我”,儿童意味着“我们”。

非常可惜的是,儿童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社会化、成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我们”向“我”转变或者说退化的过程。

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文化传播,从前喻时代进入并喻时代之后,如今已经来到后喻时代。在后喻时代里,文化传播的最大特征是:晚辈教给长辈、长辈向晚辈学习。

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儿童学习”这句话,在这个后喻时代,已经不再是成人故作谦虚的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一个成人比照儿童,客观审视自身的有效途径。

儿童和成人的确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就是对“我”和“我们”的不同定义,导致的对自身的不同定位。

对照我自己,身为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在我的作品乃至我的人生中,都能够非常鲜明地看出“我到我们”的特点。

我写的第一部、也是我写得最快的儿童文学《嘭嘭嘭》,用了6天,11万字,写一个儿童变成隐形人的生活,所有一切都围绕着“我”展开,写的是“我”。我写得最艰难、也是写得最慢的儿童文学《影之翼》,基本相同的字数,用了5年,写的是南京大屠杀的这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一群特殊儿童的生活,写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写作,我完成了自己在思想上“我到我们”的一次蜕变。

完成《影之翼》后,我迅速全身心投入到了阅读推广等公益工作、说写课程等教育研究这一系列行动中。我做的一切,本质一致:用行动呈现思想上“我到我们”的蜕变。

于是我又发现:儿童文学写作,其实是“我”,因为这是我独立完成的事;这些年来7000多场阅读推广等公益活动和一系列深入的说写课程研发,就是“我们”,这是我和伙伴们齐心协力的工作。

当我在事务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只要回到儿童的原点,以“我们”的视角去看一看,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我想,一个儿童,一定会很简单、很清晰、很准确地理解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工业时代还只是一种理想。工业时代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导致一方面人类生活境遇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也形成各种鸿沟,让不同人群之间,造成彼此交流的各种障碍。

走进信息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再是对理想的描述,而是在勾勒出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这种状态——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里,人类应该有新的思维方式,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只是,除了工业时代中的思维惯性之外,人类还受到各种局限: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个体的人生命非常有限,在茫茫的人海中,个体的人非常渺小,人们习惯了人类被不同的标准区分和隔离,也习惯了以不同的形式孤独的存在。

从人的命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作为个体,如何超越这种孤独的存在,以合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呢?

我想,莫过于两点:整体化思考,个体化行动。

以“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行全面的思考,对信息进行整合;以“我”的行动方式主动担当,在不断前行中创造美好。

向儿童学习,才能创作出真正体现儿童精神的童书,才能哺育出一个又一个自由、自律、自新的儿童。

杰出的童书,一定会体现“我”的个性和“我们”的共性,孕育的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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