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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说道,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

  皮皮、汤米和安妮卡坐在威勒库拉庄外面。皮皮坐在院子门这边柱子上,安妮卡坐在院子门那边柱子上,汤米坐在院子门上。这是八月底一个温暖的美好日子。院子门旁边那棵梨树把它那些树枝远远伸出去,低低垂下来,孩子们不花什么力气,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他们又啜又啃,把梨的子儿吐到街上。
 

  汽轮上有一位模样很老的人,长着一个欢快的脸庞,若不是做作出来的,那他必定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确实,他是这么说的;我听他亲口说的;他是丹麦人,我的老乡,一位巡回剧院的经理。整个戏班子都由他带着,就在一个大箱子里;他是演木偶戏的人。他的天性中的好心情,他说,还被一位理工学院①毕业生净化过一番,由于受过那位毕业生的那次试验,他有了完满的幸福。我并没有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接着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我讲了个清清楚楚。这里便是他的解释。
  那是在斯莱厄瑟,他说道,我在邮政局的大院里耍木偶戏。做戏场的屋子好极了,观众也好极了。除去一两位老太太外,全是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后来来了一位身着黑色衣装、大学生模样的人。他坐下,在最该笑的地方笑,也在最该拍巴掌的地方拍巴掌。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观众!我一定要搞清楚他是谁。一打听,我听说他是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被派到地方上来,给当地人传授知识。八点钟的时候我的演出就结束了。你知道,孩子们是要早上床的,而且也要考虑到观众的方便。九点钟的时候,这位大学毕业生开始了他的讲授和试验,这会儿我成了他的观众了。听他,看他,很令人觉得奇怪。大部分东西都像俗话说的那样,经过我的脑袋跑到牧师的脑袋里去了②。可是有一点我必定要想上一想:我们人是不是能想出那么一种办法,能让我们活得久一点而不马上被送进土里去。他做的试验,都不过是些叫人觉得奇异的小玩意儿,都轻而易举,可是都直接取之于大自然。若是在摩西和先知的时代③,他一定会是我们国家的大智大慧者;要是生在中世纪,一位懂得理工道理的学者,必定会被烧死④。我一整夜没有睡,第二天我在那里表演的时候,这位大学毕业生又来了,我心情真是好极了。以前我曾经听一位演员说过,说在饰爱情角色的时候,他心中只有观众当中的某位女士,他为她表演,而忘却了剧院里所有的其他人;这位理工学院毕业生的他,便成了我的“她”,我为之表演的唯一的观看者。演出完毕后,我被那位理工学院毕业生邀到他屋里喝杯酒。他谈了我的表演,我谈了他的科学,我相信我们双方都很愉快。然而,我却忍住没有说,因为他的试验中有许多东西,连他自己也讲不清楚。譬如说吧,一根铁棒经过一个线圈怎么就会成了磁铁⑤。说吧,是怎么回事:是灵气附上去了,可是灵气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就像当今世界上的人一样,我想,上帝让人钻过时代的线圈,灵气附了上去,于是便有了一位拿破仑,一位路德⑥,或者类似的人物。“整个世界都是一连串的奇迹,”毕业生说道,“但是我们对它们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作日常锁事。”他讲了许多,解释了许多,最后好像他为我开了窍。我坦诚地承认,要不是因为我已经是个老头子,我就会立刻到理工学院,去仔细钻研那个世界的究竟,尽管我现在已经是最快乐不过的人了。“您是最快乐不过的人吗?”他问道,就好像他觉得我这话顶有味道一样。“您快乐吗?”他问道。“是呀!”我说道,“我很快乐,我带着我的班子去过的所有城镇都欢迎我。当然,不时也的确有那么一个愿望,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像一只野兔一样来烦我,打搅我的好心情。这个愿望便是:当一个活的戏班子,一个真正是活人的戏班子戏院经理。”“您希望您的木偶都变成活的,您希望它们都变成真的演员”,他说道,“而您以为自己当他们的经理,您便会完满幸福了吗?”他是不相信的,可是我相信。我们翻来覆去地争论着,但是双方的看法总是靠不到一起。不过,我们碰了杯,酒很美,里面一定有魔,要不然这一整段故事只能说明我醉了。我没有醉,我的眼十分清晰,就好像屋子里有太阳光一样,理工学院毕业生脸上显出光彩,我联想到那些在世界上遨游的永远年轻的古老的神。我把这一点对他说了,他微笑了一下。我敢发誓,他一定是一位乔装了的神,或者神的什么族人,——他是的,——我的愿望要得到满足了,木偶要变成活的了,我要成为真人的戏班子的经理了。我们为这些祝酒。他把我所有的木偶都装到木箱里,把它绑在我的背上,接着他让我钻过一个线圈。我还听得到我钻过的时候的声音。我躺在地上,千真万确,整个木偶班子都从木箱里跳了出来。灵气附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木偶都变成了很好的艺术家,他们自己这么说,而我是经理。头一场演出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整个戏班子都想和我谈话,也想和观众谈话。女舞蹈家说,要是她不用单腿站立,那么剧场便会塌掉,她是这一切的主角,要按这个身份对待她才行。那个演皇后的木偶要在演完戏之后也能得到皇后的待遇,否则她就不参加排练。那个在戏中演一个送一封信的人强调自己就好像是戏中的头号情人一样地重要,因为,他说道,在一个艺术的整体中,小人物和大人物是同样重要的。男主角要求只演压轴的那几段戏,因为这是观众鼓掌的地方;女主角只愿在红色灯光下表演,因为红色才与她匹配——她不愿在蓝光下表演。这一伙儿就跟瓶里的蝇子似的,我也落到了瓶子里面,我是经理。我喘不过气来,我晕头胀脑,成了一个要多么可怜便多么可怜的人。和我相处的是另外一类新人。我真希望,我能把它们都又装回箱子里去,希望我不再做经理。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说到头来,他们全都不过是些木偶,后来他们把我打死了。我躺在我的屋子里的床上。我是怎么从那位理工学院毕业生那里回来的,只有他知道,我不知道。月光照进屋子,射到装木偶的箱子翻倒的那块地方,大大小小的木偶散落满地,乱七八糟!可是我一点儿不再耽搁,立刻跳下了床,把它们统统塞进了箱子,有的头朝下,有的脚朝下;我猛地把箱盖合上,自己坐到上面。真是值得一画!你能看出吗,我是看得出的。“这下子你们都得呆在里头了,”我说道,“我也不希望你们再是有血有肉的了!”——我心情极为轻松,我是最快活的人。那位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净化了我,我在完满的幸福中坐着,在箱子上睡着了。早晨——实在是中午,那天早晨我睡得特别奇妙地长,——我还睡在那儿,非常幸福。我原先的那个唯一的愿望原来是愚蠢的。我去找那位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可是他已经不见了,就像那些希腊和罗马的神一样。从那时起,我一直是最快乐的人。我是一个愉快的经理,我的戏班子不跟我抬杠,观众也不跟我顶嘴,我真是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自己完全可以自由地编排我的节目。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所有的戏剧中摘出最好的段落,没有人会为这样做有什么抱怨。那些现在的大剧院不屑一演,可是三十年前观众争着要看,感动得泪流满面的节目,我拿了过来,演给孩子们看,孩子们就像他们的父母当年一样泪流满面。我演出“约翰娜·蒙特法康”⑦和“杜维克”⑧,不过是经过删节的,因为孩子们不喜欢长篇长篇的关于爱情的胡说八道。他们要看:伤感但很快便演完的。我已经走遍丹麦上上下下,我谁都认得,大家也都认得我。现在我要去瑞典了。要是我在那儿也幸福愉快,能赚到好多钱的话,我就成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⑨了,否则便罢了。这话我对你讲,你是我的老乡。
  我,作为他的一个老乡,自然马上又把它讲了出来,不过是为了讲讲而已。
  ①建立于1829年,丹麦著名科学家,安徒生的好友厄尔斯台兹任首任院长。关于厄尔斯台兹请参见《天鹅巢》注10。
  ②丹麦谚语,心不在焉,听而不闻的意思。就跟我们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个样。
  ③指极古老没有什么科学知识的时代。
  ④中世纪欧洲是专制的时代,神权至高无上,科学进步思想遭到残酷的迫害。那是欧洲的黑暗时代。
  ⑤厄尔斯台兹于1820年发现电通过线圈造成磁场。这里讲的便是他的发现。
  ⑥德国的宗教改革者。
  ⑦德国剧作家科泽布的五幕悲剧,经译出改编后于1804年4月29日在丹麦皇家剧院首演。
  ⑧奥勒·约翰·桑姆绪的悲剧,1796年1月30日在丹麦皇家剧院首演。
  ⑨18世纪40及50年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有一股主张北欧国家更密切合作的热潮。持这种主张的人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通往树林村的小路,是很久以前,由一群悠游自在的牛踩出来的。从那弯弯曲曲的路线,不难想见牛群当初蹓跶的情形。小路先是左摇右晃,选最舒缓的坡,爬上小山顶,然后从蜜蜂飞绕的苜蓿间,悠闲地走下来,再穿过山脚的草地。穿过山脚草地的这一段路,和前面不太一样,好像突然模糊、变宽,又好像不见了──牛群一定在这儿野餐过,他们一边细细地嚼着嫩草,一边冥想无尽深远的事。之后,小路又露出清楚的身形,而且直直往树林走去。但是到了树林边,小路却突然一个急转──好像牛群猛然想到他们是到了什么地方──绕过树林的外围。
 

  威勒库拉庄正在小镇和乡下交界的地方,马路也正好在这里变成乡村大道。镇上的人喜欢到威勒库拉庄过去一点的地方散步。因为那里的景色最美了。
 

  到了树林的另一端,牛群悠哉的气氛忽然消失了。小路不再专属他们,而成了村民共有的财产。这儿的天气也变得闷热不堪,灰尘惹得人极不舒服,两旁的草也一下子少得可怜。最先出现的房舍,在路的左边,是一栋方形屋子,看来很牢固,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架势。这幢房舍四周的草几乎剪得与地面齐平。草坪的外面围了一圈约到人的肩膀高的铁栏杆,铁栏杆又粗又直,颇为森严,彷佛在警告你:“走开,我们这里不需要你。”所以,小路只好低声下气地绕开。接下来,路旁的房子越来越多了,这些房舍的外貌也不像先前那栋方形屋那样冷峻,小路也就更坦直地往村子走去。其实这村子里,除了监狱和绞架外,其它的倒可以不必管它。不过,刚刚在村外见到的第一栋屋子,可不能不注意。当然,也不能忘了这条小路和小树林。
 

  三个孩子正坐在那里吃梨,一个小姑娘沿着从镇上来的路走过。她看见他们就停下来问:“你们知道我的爸爸打这儿走过吗?”
 

  小树林是有点不寻常的样子。虽然它和第一栋房子一样,同样给人一种不想亲近的感觉,不过原因正好相反。方形屋给人的印象是很狂傲的,所以当人们经过它时,总想对它大声叫嚷,甚至捡一、两块石头丢它。而小树林就不同了,它是那么宁静,彷佛已沉睡了好久好久……面对它,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说话的声音压低。因此,牛群经过它时,想必也有这种感觉──让它继续保有那份宁静吧,我们不要打搅它。
 

  “不知道,”皮皮说,“他什么样子,长着蓝色的眼睛吗?”
 

  至于人们经过树林时,是不是和牛有同样的想法,那就很难说了。也许有些人和牛有同样的感觉,不过,大多数人之所以会绕树林外的大圈子走,是因为这条路是现成的,而且也没有明显的路通往树林。不过话说回来,人们不曾冒犯小树林,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归丁家,属于那栋森严的屋子主人所有,是私有财产。虽然树林外没有围铁栏杆,大家仍可以随意进出,不过却没有人这么做。
 

  “不错。”小姑娘说。
 

  然而所谓拥有一片土地,到底可以拥有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从地表到地心的范围都是?或者只有地表薄薄的一层?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地表以下的土地,连最友善的虫都懒得光临的地方又是谁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戴黑帽子穿黑鞋吗?”
 

  不管怎么说,长在地面上的小树林,不用怀疑,一定是属于狂傲的丁家。丁家人是从不到树林里散步或什么的,当然,那是他家的事。像丁家的小女儿,温妮,就不曾到树林里去过。尽管她有时会拿着小树枝,一边漫不经心地敲着栏杆,一边望着小树林,但她从没对小树林感到好奇。大凡人一旦拥有某样东西后,就很少会再对它感到兴趣。
 

  “不错,一点不错。”小姑娘赶紧说。
 

  再说,寥寥几亩的小树林,有什么可好奇的?还不是阴阴暗暗,偶尔从树叶间撒下一些阳光、许多松鼠跳来跳去、鸟儿们争相鸣唱、积了厚厚一层潮湿落叶……另外,就是一些让人不怎么愉快的东西,如荆棘、蜘蛛、蛆虫等等。
 

  “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个也没见到。”皮皮斩钉截铁地说。
 

  说来说去,小树林会与外界隔绝,还真是那群牛的功劳呢。那些牛的确有相当的智慧,虽然他们并没有聪明到知道自己的智慧。如果当初他们是穿过树林,而不是绕过树林外围的话,那么人们自然也会随他们到树林去的。这么一来,人们迟早会注意到树林中央的秦皮大神木,以及神木树根间那口被小石头盖住,却仍然汨汨涌出的泉水。人们一旦发现了泉水,这个古老而疲惫的世界,一定会遭到极严重、具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拥有一块土地,究竟能拥有到地表或地心,这片树林都会因此而挂在地球的轴心上颤科,就像一只甲虫,即使被大头针钉住了却仍试着要去挣脱一样。

  小姑娘很失望,一声不响地走了。
 

  “喂喂喂,”皮皮在她后面叫,“他是个秃顶吗?”
 

  “不是,他头一点也不秃。”那小姑娘生气地说。
 

  “他倒运气。”皮皮说着吐了一颗梨子儿。
 

  那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前走,皮皮又叫:“他有一对超级大耳朵吗,一直搭拉到肩膀上的?”
 

  “没有,”那小姑娘说,接着吃惊地转过身来,“你是说你见一个人走过,摆动着他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我没见有人走过摆动着他的耳朵,”皮皮说,”我只知道人人走路都摆动腿。”
 

  “嗨,你真傻,我是说你是不是见有人走过,长着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没有,”皮皮说,“没有人会长那么大的一对耳朵。哈,那太荒唐了。像个什么样子呢?是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耳朵。”
 

  “至少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她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在中国就不同,有一个。有一回我在上海见过一个人,耳朵大得可以当雨披用。下雨他就钻到耳朵底下,又暖和又舒服。啊,这真是个快活好时光!我当然说的是那个人。要是天气太坏他还请朋友和认识的人到他的耳朵下面来搭起帐篷。外面劈劈啪啪下瓢泼大雨,他们安坐在帐篷里唱他们伤心的歌。因为他有这么一对耳朵,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名字叫海上。你真该看看海上早晨跑去上班的样子,他晚上不肯睡,所以早晨总是到打钟上班才赶到。他跑着的时候,后面张开两只耳朵,就像两张黄色的大船帆,你真想不出有多好看。”
 

  那小姑娘早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皮皮讲话,这时听得嘴都张大了。汤米和安妮卡连梨都忘了吃。他们只顾着听她讲。
 

  “他孩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最小一个的名字叫彼得……”皮皮说。
 

  “不对,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汤米插进一句。
 

  “他太太也这么跟他说。‘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她跟他说了。可海上这个人的脾气天下第一倔,他说这孩子要嘛取名叫彼得,要嘛连名字都不要。说着他坐在墙角里,把耳朵拉过来蒙住脸发脾气。他太太当然只好算了,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彼得。”
 

  “噢,真的吗?”安妮卡说。
 

  “这是全上海最可怕的孩子,”皮皮说下去,“他吃东西那么麻烦,他妈妈头都疼了。你大概知道吧,中国人吃燕窝?他妈妈就坐在那里,捧着一盘燕窝喂他吃。‘来吧,小彼得,’她说,‘咱们为了爸爸吃一大口。’可彼得只是闭紧了嘴唇摇头。最后海上气得说了,他要不为爸爸吃掉这燕窝,就再不弄东西给他吃。海上说到就一定要做到。因此这个燕窝从五月吃到十一月,每顿饭打厨房里拿出来,又拿回厨房去。七月十四那天,妈妈问是不是可以给波得吃个肉馅饼,海上说不可以。”
 

  “胡说八道。”路上的小姑娘说。
 

  “对,海上就是这么说的,”皮皮说下去,“‘胡说八道!’他说,‘只要不作对,这小鬼就不会吃不下这个燕窝。’可彼得就是闭紧着嘴唇,从五月闭到十月。”
 

  “他不吃东西怎么能活这么久呢?”汤米很惊讶。
 

  “他活不了,”皮皮说,“他死了。就为了作对。10月18日死的,19日下葬,20日一只燕子飞进窗子,在桌上那个燕窝里下了一个蛋。它就这样利用这个燕窝,什么也不浪费。不坏!”皮皮高兴地说。接着她看着路上那小姑娘,想着心事。那小姑娘简直弄糊涂了。
 

  “你的样子多怪呀,”皮皮说,”到底为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坐在这里吹牛吧?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想你就说吧。”皮皮卷起袖子吓唬她说。
 

  “不不不,一点也不,”那小姑娘慌忙说,“我不说你吹牛,绝对不说,不过

……”
 

  “不不不,一点也不,”皮皮说,“我正是在吹牛。我吹牛直吹到舌头发黑,你不知道吗?你真相信一个孩子不吃东西能从五月活到十月吗?当然我很清楚,三四个月不吃东西没问题,不过这是从五月到十月啊!这是胡说八道!你完全应该懂得这是吹牛。你不该让人逼着你相信他们胡说八道。”
 

  于是小姑娘头也不回地走了。
 

  “人的头脑竟会这么简单,”皮皮对汤米和安妮卡说,“从五月到十月,真是太荒唐了!”
 

  接着她又在那小姑娘后面大叫:“我们没见过你的爸爸!今天我们一整天没见过一个秃顶。可昨天有17个走过。手拉着手!”
 

  皮皮的果园实在可爱。说实在的,它保养得太糟了,可是有一大片从来不割的可爱青草,有很老的玫瑰树,开满白的、黄的和淡红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的品种也许不怎么好,可是香气扑鼻。这里还有不少果树,最好的是一些很老很老的橡树和榆树,爬起来简直没说的。
 

  汤米和安妮卡的果园里可惜就少可以爬的树。他们的妈妈老怕他们爬树会掉下来跌伤。因此他们从小到大没怎么爬过树。这时候皮皮说:“爬上那边一棵橡树怎么样?”
 

  汤米听见这主意高兴极了,马上从院子大门上跳下来。安妮卡有点犹豫,可看见树干上有大树瘤可以停脚,她也觉得不妨爬爬,一定很好玩。
 

  离地几米橡树就分成两叉,交叉的地方像个小房间。三个孩子马上在那里坐下了。橡树在他们头顶上张开浓密的树叶,像一个绿色的大天花板。
 

  “咱们可以在这儿喝咖啡,”皮皮说,“我这就进屋去烧。”
 

  汤米和安妮卡拍手叫好。
 

  皮皮很快就烧好咖啡。小面包她头一天就烤好了。她站在橡树底下,动手把杯子扔上去,汤米和安妮卡赶紧接。可杯子一再让橡树接了过去,两个杯子打破了。可皮皮又跑回家拿来新的。接着轮到扔小面包,小面包在空中飞了半天。至少它们一个也没打破。最后皮皮用头顶着咖啡壶上树,口袋里放着一瓶牛奶,还有一小盒糖。
 

  汤米和安妮卡觉得从来没喝过味道这么好的咖啡。他们不让每天喝咖啡,只有人家请才喝。现在总算有人请他们喝咖啡了。安妮卡洒了点咖啡在大腿上,先是湿而暖,接着是湿而凉,可她说完全没关系。
 

  等咖啡喝完点心吃好,皮皮把杯子扔到下面草地上。
 

  “我要看看现在的瓷嚣质量好不好。”她说。一个杯子和所有三个碟子都经受住了考验。咖啡壶也只摔坏了壶嘴。
 

  皮皮一下子又决定再爬上去一点儿。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她叫道,“树窟窿!”
 

  树干上有个很深的窟窿,让树叶遮住了,孩子们原先没看见。
 

  “噢,我也可以爬上去看看吗?”汤米说。可是没听到回音。“皮皮,你在哪儿?”他不放心地叫起来。
 

  接着他们听到皮皮的声音,可不在他们上面,却在底下,远远的。它听着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
 

  “我在树里面。这个树窟窿一直通到地面。我打这儿一条小树缝看得见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
 

  “噢,那你怎么上来呢?”安妮卡大叫。
 

  “我上不来了,”皮皮说,“我只好在这里站到老。你们得把吃的打那窟窿扔下来给我。一天五六次。”
 

  安妮卡一听,哭起来了。
 

  “着急什么,干吗难过?”皮皮说,“你们两个不如也下来吧。咱们可以玩坐地牢。”
 

  “怎么也不干!”安妮卡说。为了稳妥点,她干脆爬到树脚下。
 

  “安妮卡,我打树缝里看到你了,”皮皮在村里大叫,“留神别踩到咖啡壶!这是一把很好的卫生旧咖啡壶。少了咖啡壶嘴可不怪它。”
 

  安妮卡走到树旁边,透过一道小缝缝看到了皮皮的食指指尖。她于是放心得多,可还是着急。
 

  “皮皮,你真不能上去吗?”她问道。
 

  皮皮的手指头不见了,一转眼她的脸已经在上面树窟窿里伸出来。
 

  “我真想出来也就能出来。”她抓住树窟窿上面的树叶说。
 

  “上来那么容易?”汤米说,他还在树上。“那我也想下去坐一会儿地牢。”
 

  “不过我想,”皮皮说,“首先咱们还是去拿把梯子来。”
 

  她爬出树窟窿,很快地滑到地面上。接着她跑去拿来一把梯子,带着它使劲爬上树,再把它放到树窟窿里。
 

  汤米乐得发疯,简直急不可待地要下去。树窟窿很简,爬到那里十分费劲,可是汤米很勇敢。他也不怕爬到那个黑树窟窿里。安妮卡看着他钻进树窟窿不见了。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见他。她打缝缝拼命往里看。
 

  “安妮卡,”她听见汤米说话,你怎么也想不出在这里有多好。你一定也得进来。有了梯子就一点儿也不危险了。下来一次,你就什么也不再想要。”
 

  “真的吗?”安妮卡问。
 

  “百分之一百不假。”汤米说。
 

  于是安妮卡哆嗦着两腿重新爬上树,最后一段路不好爬,皮皮帮着她。她一看见树窟窿里那么黑,就缩了回去。可是皮皮抓住她的手鼓励她。
 

  “安妮卡,不要怕,”她听见汤米在树窟窿里说,“我看见你的腿了,你要是摔下来,我一定能接住你。”
 

  安妮卡没摔下去,安全地下到底,来到汤米身边。皮皮转眼也下来了。
 

  “不是妙极了吗?”汤米说。
 

  安妮卡只好承认是妙极了。里面根本不像她原先想的那么黑,因为那道缝缝里漏进光来。安妮卡靠到缝缝那儿,看是不是真能看到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
 

  “咱们以后要躲就躲到这儿来,”汤米说,“没人会想到咱们在这树里面。他们要是到这儿周围找,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看到他们。于是咱们就笑。”
 

  “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用小棍子捅他们,”皮皮说,“这一来他们就会以为有鬼了。”
 

  孩子们想到这里,高兴得三个人抱成一团。这时候他们听见当当响,汤米和安妮卡家打钟叫他们去吃晚饭了。
 

  “多讨厌,”汤米说,“我们得回家了。不过我们明天一放学就到这儿来。”
 

  “来吧。”皮皮说。
 

  于是他们爬上梯子,皮皮第一,安妮卡第二,汤米在最后。接着他们爬下树,皮皮第一,安妮卡第二,汤米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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